當佛羅倫斯．南丁格爾奔向上帝的呼召，孤獨地踏上這條不歸路時，她所樹立的典範帶著撼動社會的號召力，吸引有志者以她馬首是瞻，甘心樂意地共同縱身萬丈深淵。當世人紀念這份深入靈魂的歷史貢獻時，無形中也同時讚許和她並肩劈莖斬棘的無名英雄們，這群劬勞的無名英雄鮮少存在於人們的腦海中，史書裡也僅止於隻字片語的輕描淡寫，惟有在愛德華．庫克爵士（Sir Edward Cook）的南丁格爾傳記（Life of Florence Nightingale）內有通透的紀載，以持平的觀點細數佛羅倫斯之偉績，寶貴的默然付出者也獲得同等的喝采！其中的一位關鍵人物便是約翰．舒特蘭德醫師（（Dr. John Sutherland），從克里米亞戰爭開始，他的身影便與佛羅倫斯．南丁格爾的改革大業隨形，直到嚥下最後氣息。這兩位改革戰士擁有完全相反的特質，卻能齊奔沙場數十年，此處依循英文原著的內容，呈現一小段剪影，見證這份為實踐大使命而締結的磐石般友誼，也刻畫佛羅倫斯大是大非與就事論事的鮮明風格。

 

一、相識過程

 

克里米亞戰爭期間，南丁格爾女士向英國政府報告醫院的實際悲慘情狀時，一個具有行政決斷權的專業小組被派遣到東部戰場，此小組的成員為約翰．舒特蘭德醫師，海克特．蓋文醫師（Dr. HectorGavin），和羅伯特．羅林森醫師（Dr. Robert RawlinsonC.E.），由舒特蘭德醫師擔任主席，他是當時深具權威的衛生事務專家。在接到官方派令的三天之內，該小組於1855年1月19日出發航向東部戰場，於英國政府完全的授權，只要他們認為應該做的，便可以馬上進行，並且要監督到工程完竣為止。在如此強大的行政支援下，大批的衛生工程人員積極投入整頓醫院的環境衛生，使傷兵的死亡率急速地下降，舒特蘭德醫師從此之後與佛羅倫斯建立珍貴的友誼。

 

二、忠實的戰友

 

舒特蘭德醫師的深度付出，以改革事務為例闡述之：當佛羅倫斯投入印度的衛生改革時，常常被各方請求對於印度的衛生事務報告給予批評及建言，此時已經疲憊萬分的南丁格爾女士，只好將報告轉交舒特蘭德醫師，得到的回應是：「我已經從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了，妳可以對他們說「做得很好」」。又如有一些小冊子、備忘紀錄、創立新組織或新服務的說明書等文件需要佛羅倫斯過目，恰巧剛好處理某重要事物而難以分心時，整堆文書就會被順手推到舒特蘭德醫師的面前，當然這需要耗費時間來了解內容，而最終必有一份完美的工作成果送達佛羅倫斯手中。若是遇到重要的信件需要回覆，整封信件會夾著字條交給這位幫助者，詢問著：「我該寫些什麼？」、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、「請告知建議」、或是「在寄信之前，請明天一定過來讓我看看所寫的內容」、或是「我需要問你一些問題，你是這類問題的專家」，諸般種種的請求和詢問常常存在舒特蘭德醫師與南丁格爾女士之間。

佛羅倫斯在1870-1871年經常前往鄉村居住，此種情形增加舒特蘭德醫師的工作負擔量，因為所有的接觸都只能透過郵件往返。老朋友之間的相處情形原本就難免有不協調的雜音存在，現在這兩位大忙人無法見面溝通，僅靠書信的靜態聯繫，令原本可能存在的誤解或是彼此不了解對方的情況更加惡化。當工作的範圍廣泛到沒有邊界時，僅靠書信往返是很難告知前因後果的全貌，佛羅倫斯常常對這種混淆不清的狀況失去耐心，她在某次機會中表示：「當真的需要工作時，我願意在有限的體能下全力以赴，不過無法虛耗僅有的精神在沒有價值的事務上，因為我現在連駕馬車和取水都無能為力。」

舒特蘭德醫師很能同理和憐恤佛羅倫斯的虛弱健康，他溫婉地告訴南丁格爾女士「我知道妳的健康很脆弱，懇請給我幫助妳的機會，一定盡心竭力，絕不推遲」。對於南丁格爾女士的怨言，這位老朋友常常是一笑置之地擱於旁邊，然後回應「謝謝妳從旁踢我一腳，這樣的舉動讓人頗感愉悅」，或是輕鬆地意有所指「妳真像是一位穿著厚重大衣、行動吃力的警察，我可不想仿效妳的樣式」。有時候舒特蘭德醫師也會為自己辯護「妳若是能了解我目前手邊待完成的工作量，相信妳絕不會寫那種信給我」。曾幾何時舒特蘭德醫師乾脆不為自己辯護，僅單純地否認佛羅倫斯的指控：「我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向妳清楚地解釋此事，只能簡單地說一切根本是子虛烏有，請不要憑空想像，那會產生毫無根據的誤解。我常問自己會傻到去做那些妳所認為的蠢事嗎？」即使南丁格爾女士會有思緒不穩定的時刻，但這位忠心的摯友卻從未情緒失控，更不會漠然地一走了之，他不斷地重複宣稱「只要我能做的，我都會盡力做，隨時隨地準備好伸出援手。」

 

三、異於常人的相處模式

 

對南丁格爾女士而言，舒特蘭德醫師有如無法或缺的公務總管，書信與文件幾乎都要經手於舒特蘭德醫師，他的重要性全因具備資深又熟練的行政經驗，且是衛生委員會的有給職委員，深諳英國的改革歷程，又了解印度的衛生事務脈絡，南丁格爾女士所投身的領域都有舒特蘭德醫師的參與，甚至所有的工作項目都必須經過他的審核後才能對外發送出去。英國與印度軍醫部門的主管們，對舒特蘭德醫師的漠視，常常惹惱佛羅倫斯，因為這些人都不了解，除非南丁格爾女士能夠自己承擔並接手一切工作，否則、舒特蘭德醫師的缺席，極可能造成整個系統都無法順利運作。

但是在兩人共事的初期，舒特蘭德醫師時常惹惱佛羅倫斯。他被指責為無可拯救的思想散漫，性情很容易激動，常常忘記自己所做過的事，或是不記得曾經許下的承諾，疏忽該寫的報告書，甚至誤植重要的國會藍皮書內容，也經常袖手旁觀屬於他該做的職務。由於南丁格爾女士個人的心靈敏捷、思慮周全、深具透徹的分析力、行事又迅速，所以舒特蘭德醫師欠缺處事效率的情形，簡直像似不可容忍的罪行。

或許舒特蘭德醫師的態度常常挑戰佛羅倫斯的忍耐極限，亦或許因為舒特蘭德醫師的聽力欠佳、也或許囿於佛羅倫斯個人體能上的限制，南丁格爾女士日後幾乎完全以寫字條的方式與舒特蘭德醫師溝通，常見的狀況如下：這位來訪者被邀請坐在一樓的客廳，並同時給予一枝筆和一張紙，似乎這真是一個便利的好方法，因為舒特蘭德醫師只要清晰與簡潔地書寫即可，訊息便會主動由他人送上二樓給佛羅倫斯，佛羅倫斯也寫下她的回應後，再藉由他人之手送到一樓，如此反覆地上樓下樓，便完成雙方的會談與溝通。這種靜態的相處之道，除了少數的特殊朋友之外，許多人在最後的幾年間才得知此事。異於常人的共事模式似乎無損堅固的友誼，因為南丁格爾女士和舒特蘭德醫師都非常了解對方，畢竟他們是多年的老戰友。

 

四、鞠躬盡瘁

 

雖然舒特蘭德醫師本身是位殷勤又熱衷於工作的醫師，可也允許自己有休閒的空檔，暫停繁重的公務，做些輕鬆事。他熱愛在倫敦諾武德區（Norwood）自家花園裡親力親為地開鑿水池，南丁格爾女士常常取笑這份興致，不過這就是舒特蘭德醫師的風格，雖然極度專注與佛羅倫斯的共同任務，也很讚佩這位朋友的出眾才華，和無人可比的毅力及犧牲奉獻心志，但是仍然保有個人的喜好和興趣，除了維持生計的工作之外，他已竭力地將所有時間與精力協助南丁格爾女士。舒特蘭德醫師於1888年由衛生委員會正式辭職，在1891年7月逝世，過世前已經無法閱讀和說話。在愛德華．庫克爵士的南丁格爾傳記中如此記載：根據舒特蘭德太太的描述，當舒特蘭德醫師臨終前收到佛羅倫斯的來信時，馬上從床榻上起身讀完整封信，然後說著「將我的愛與祝福留給她」，這幾個字幾乎是舒特蘭德醫師的最後遺言。在南丁格爾傳記內，愛德華．庫克爵士對於這位忠心到底的南丁格爾戰友作了客觀的評價：若是要細數佛羅倫斯對社會大眾的貢獻時，尤其對於印度衛生改革的功勞，舒特蘭德醫師數年不止息的無怨無悔付出，應當同時受到世人的紀念與敬佩。

究竟是甚麼力量促使這兩位風格迴異的人物能長久同心作戰呢？或許以下的詩歌能道出端倪：

除非全地都充滿祢（Thine），否則我寧願不要天堂，

當尚未完成被賦予的任務時，我拒絕榮耀的冠冕。

惟願全地在群星中閃亮、惟盼罪惡被除滅淨盡、

惟求被綑綁的得著釋放，深祈萬物向祢發聲歌唱。

有冠冕存留，有新的使命由祢而出，

上帝啊，我就在這裡。